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依然记得，无数志愿者带着一颗焦灼和大爱的心，进入灾区展开志愿救援活动，但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是专业技能缺乏，或者是灾区的受灾情况严重导致志愿者后勤保障不能跟上，最后一些志愿者反倒是成了被救援的对象。
目前我国的救援基本上是以110、120为主的政府应急救援体系。然而，日渐兴起的民间组织多为自发行动，缺乏一个管理层面的引导和疏通，由于是自发的行动，在救援前期的准备中，缺乏与前方的沟通，在行动组织中难免盲目，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对民间组织进行规范。将民间救援组织纳入应急救援体系，加以规范管理和行动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如110、120要建立与不同类型的民间救援组织的联系，一旦有群众求助或突发情况，在政府专业机构投入的同时，也要求民间救援组织参与，增加救援力量，提高救援的成功率。
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应在经费、培训等方面给予扶持。应给予民间救援组织一定的经费援助或提供设备，帮助其提高救援能力，对民间组织开展救援时的人员物力、财力投入应有适当的补偿;对参与救援表现优秀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开展对民间救援组织的培训，尽快提高和完善其救助技能。各地开展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演练及各类救援演练应组织民间救援队伍参加，提高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配合协调性。
【拒绝煽情，媒体报道需要走出情绪化】
雅安地震发生以后，大量媒体从业人员涌入灾区，无论是电视直播，还是报纸不惜版面的大规模报道。画面依然是满目疮痍的断壁残垣，依然是被倒塌的墙壁掩埋的生命，依然夹杂着手术室抢救生命的镜头，文字依旧细腻的让人流泪，一张张面对着失去家园失去亲人伤痛的面孔，还在传递着坚强和乐观。不得不说，一场灾难再次被媒体赋予了太多的悲情、过多的悲壮。仿佛这不是一场现实的灾难，更像是虚拟的“秀场”。
就在地震发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就有人追问“地震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学会冷静”。
“我从来没有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什么‘感人’的画面。”旅日专栏作家唐辛子在博客中写道，“我只看到不断报道还有多少人需要救援，死亡人数又增加了多少，专家分析和官方发言人讲话，偶尔电视里会出现采访受灾者的镜头，但大都是安坐在避难所的避难者，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我们还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周围的信息……”
至于灾害中常见的企业和个人捐款，日本媒体则一律不予报道。NHK驻北京记者北川熏说，在日本从来看不到企业家们拿写着捐赠数额的牌子在镜头前亮相的场景。“我们不会办类似的仪式。”北川熏说，“如果他们真的只是想捐钱，那么偷偷地捐钱也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如果他们想起一点广告宣传的作用，要么可以把消息挂在自己的网站上，要么可以在报纸上买广告版面公布——广告行为用广告版面是最好的。”“在这样紧急的灾后报道中，国民需要的信息才是我们要报道的。”北川熏进一步指出，“NHK是公共电视台而非国家电视台，也就是说，我们考虑最多的就是国民，最怕失去的也是国民。”
实际上，媒体的社会责任应该更多的体现在专业精神上。
【让应急反应措施与地震损害更为匹配】
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总体应急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运行机制一般是依据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划分为四个级别：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在总体应急预案基础上，国务院同时发布了25个专项预案和80个部门预案。其中的《国家地震应急预案》适用于地震灾害事件(含火山灾害)的应急处置。本次四川省启动的I级地震应急响应即是由《国家地震应急预案》规定的。
目前，由于震级、震源深度、震中人口密度、房屋结构和质量等决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因素较多，所以震后短时间内不能准确掌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震级在震后几分钟内可以用地震仪器测定，所以通常以震级作为主要判断标准。
现行的预案对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设置也有具体的要求，由政府各职能部门分别牵头，一般分为十个组，负责抢险救援、医疗、人员安置、交通运输保障、次生灾害防护、社会稳定、伤员手术、宣传报道以及协调外来援救队伍等事项。这样使政府部门的权、责都非常明确，每个救灾阶段的工作也相对清楚。
实际上，灾区的救灾力量并非越多越好。如果省、市(州)、县组织架构不精细，协调不好，救灾力量也可能相互对冲。应急的同时要强调最小的成本——行政成本要小，物质消耗要小，动员人力、动员社会幅度要小。根据灾害损失的等级，制定合理的应急措施才是关键。
【结束语】
与五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雅安地震后我们或许多了几分冷静和淡定，但是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多思考一些，多做一些改进也许可以挽救更多生命，避免更大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