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之间，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已经两年，可以想象得出，面对“3·11”的周年祭奠，善于借助“事件”来普及国民灾难文化意识的日本，将会上演更多的“节目”。但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国民，我们又该有何思考呢?经过对日本“3·11”灾情及应急处置的审视，通过针对中国“5·12”汶川大地震与日本灾情的多方面比较，笔者认为，日本巨灾启发的是全球性新一轮在联合国指导下的防灾减灾对策的制定。它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普雷斯特向联合国的建议——可否在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举办“国际减灾十年”活动。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国际减灾十年”主要是以应对自然灾害为主，那在21世纪的10年代，全世界应瞩目的则是“人工灾难”及综合减灾问题。因为迄今为止，已有太多的城市灾害告诫人类：城市安全屡屡被“绊倒”的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正是人类本身。在日本“3·11”复合巨灾周年之际，人们在分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时，已越来越感到任何一国的灾难是人类发展的共同威胁，需要全球一致共同应对，这里突出有五大启示。
1.要重新认知缺陷
日本突发的地震海啸让人再次想到巨灾，在大灾的泽国与火海面前，人类确实如同沙盘一般不堪一击。号称世界上第一大震级的“3·11”地震，多次诱发海啸，它让人类再次读懂，海啸是海平面矗起的水墙，排山倒海而来，犹如死亡之浪，是地球的终极毁灭者，刹那间使万物皆淹，真实地上演了《日本沉没》及《2012》的灾难大片。据目前的保守估计，此次9级巨灾的破坏能量是造成近10万人死亡的我国汶川地震(2008年)的20多倍，是造成6000多人死亡的日本阪神地震(1995年)的256倍，是2010年造成20多万人死亡的海地大地震的700倍，更是造成24万人死亡的广岛原子弹(1945年)爆炸力的1.1万倍，这难道不是《2012》电影场景的现实预演吗?无论是惊天霹雳，还是日渐升级的种种黑暗焦虑的笼罩，无论是2012年或者2013年，都不再是谎言下的末日场景，它成为一种预言和警示，它告诫人类：自你做了地球“霸主”后，就要思量一下究竟对自然界做了什么?当前无论是哪个国家，快速城市化大发展和繁荣的背后，又为自己留下了什么后患;面对世界防灾强国日本的不堪一击，这除了说明自然界的伟力外，也要求我们用跨国界之思开展新的抗灾能力的标准修订与再研究，要思考在全世界范围的联合抗灾。应特别要求联合国极其相关组织，要有专门机构及专门会议研究并制定联合国框架下的《世界减灾公约》，全球在21世纪中长期对已经呈现非规律的巨灾形势应有新认知，并形成新平台下的预测、预警、设防一体化体系。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3月下旬，世界银行发布了《自然灾害，非自然灾害：有效预防的经济学》报告，它指出全球在目睹了日本巨灾给人类带来的悲惨后果后，各国专家应向世人发出警示，灾害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灾害预防至关重要。事实上靠防灾这种经验，日本在巨灾中拯救了许多生命。世界各国原则上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可往往鲜有作为，无论在我们个人生活、还是政府作为中，都是如此。按日本巨灾的打击，现在所显示的伤亡人数是有限的，充分表明日本在长期的防灾投入中有了真实的回报。
2.要评价城市减灾“难症”
由日本海啸大灾难的巨灾想到人与自然，更该警示我们的是，从比较中发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潜伏的巨大的尚不清晰的灾情。2010年～2011年，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建设具有抗灾能力的城市：让我们做好准备!”它集中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城市防灾减灾局势的关注度。我们之所以瞩目日本“3·11”地震海啸，不仅是因为它已造成惊人的重大人员伤亡及巨大财产损失，更在于它又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地震海啸袭城的典型个案。从立法到管理、从政府到公众、从技术到装备均居先的重灾大国日本，在巨灾下毁于一旦的惨况，再次说明灾害预测、预警、预防的重要性，再一次说明面对现代灾难需要有新观念。据笔者调研，虽然中国“十一五”时期城市防灾减灾事业有所发展，但在理念与操作上，基本上还处于低水平，全国特大型城市的发展理念始终以国际化、超大型为目标，建设“世界城市”口号满天飞，但往往忽视作为世界级大城市面对巨灾的综合应对能力的强化研究与评估。笔者以为，是不是该大胆设想，假如降低震级的大灾降临上海(如7级地震)，上海能有效应对吗?城市管理的有效性及生命线系统安全运行有保障吗?北京虽无海啸、火山可能，但巨震之灾历史上就有(1679年平谷—三河8级地震、1730年颐和园附近6.5级地震等)，问题是这里不是在与日本诸大城市比照灾级、灾度的绝对值，而是必须联想，在中国诸多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巨大的城市中，一旦有大灾、巨灾规模的事件发生，城市该如何确保应急状态下的必要运行，这是中国城市化 “十二五”规划至今尚难回答的发展理念和实践的关键问题。
3.要学习日本媒体及公众素养
日本“3·11”地震海啸之灾，让国人充分看到了国外媒体先进、全面、快捷的报道及公众训练有素的状态。当代灾害及减灾的跨国界，更因多元化的媒体使人们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他国的状况。由于日本NHK的强大实力，以及我国央视的紧密跟踪协调，使我们能及时把握灾情“指挥”信息立体化，在第一时间听到、看到、思考到。日本媒体的出色表现是该学习的，但笔者更以为，使媒体能有此作为的，源于日本自1961年《灾害对策基本法》的贯彻，这里再谈从电视媒体上的特别体会，对此尽管欧美媒体有一片斥责之声。
在日本人面孔上很难找到惊恐。面对越来越多人员死亡、失踪的报道，面对城市大停电、交通与通讯瘫痪的状况，面对核电站泄漏与爆炸、受污染人数增加，面对房屋坍塌及失去家人及财产，面对整整东北三县的毁灭性打击，无论在机场和避难所，也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在仙台，笔者不仅敬佩那无数位媒体记者的敬业与英勇，也更难忘从老人和孩子脸上留下的些许淡定与自如。回眸几年前我国汶川大灾，电视画面在第一时间及之后几天所报道的，都是伟大抗震精神下的“人拉肩扛”感人的大无畏场景，但极少见到如此科学的、图文并茂的灾情动态实时科学解读。从日本“3·11”大灾的电视报道中，不仅让世界及时领略日本首相的讲演及决策，更从一幕幕惊涛骇浪的背景下，感受到整个国家在减灾法律下一步步有序工作的进程。有一个场景记忆尤深：在余震不断的第一天，日本高速公路修复人员在震后至多两小时已到达灾损破坏地点，测绘地形，记录灾情，这不仅体现了极强的信息意识，更体现落实了的巨灾下各方机构主动应急处置的职业道德及规范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