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民减灾教育还比较薄弱
相对于维护和巩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各项要求，我国现行的全民综合减灾体系还不能说已经十分完善，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和应急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助行为固然十分重要，但均不能取代每一个个体预防灾害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面对灾害的紧急处置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个体防灾减灾的意识和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一劳永逸适用于所有的突发情况，必须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减灾教育进行培养和强化。减灾教育的内容包括灾难意识的培养、防灾知识的普及、灾害心理的调适、防灾减灾的培训等等。国内外大量研究都证实，在应对灾害的各种积极因素中，个人自救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其他外界因素，即使是各种外界救援，也必须建立在个体应对得当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减灾教育工作，2007年颁布的《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已明确了防灾减灾教育的重要性，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减灾教育活动。但从整体上看，全民减灾教育体系框架还未完全确立，各项政策措施还不稳定、不完善，再加上历史传统、外部环境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城乡居民的防灾、减灾、自救、互救知识还相当缺乏，防灾避险意识还比较薄弱，个人生活、行为习惯和自救互救能力，与防灾减灾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以至于在各类灾害中，造成了大量不应有的严重损失。总体来看，在新形势下，减灾教育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的瓶颈。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以更大的力度提升风险防范和灾害应对教育培训的水平，提高全社会风险防范意识和灾害应对能力，让每一位公民成为防灾减灾中合格、有力的一分子，共同维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以学校减灾教育为起点打好基础
减灾工作始于学校，减灾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教育在减灾教育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学校本身是灾害集中的场所，学生由于缺乏生活经验、灾害体验和防灾技能，更容易遭受灾难伤害，最需要接受减灾教育。第二，学校是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学校教育也是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阶段，以学校为起点搞好减灾教育具有根深蒂固的作用。第三，在当前的家庭结构和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由于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具有反向社会化的功能，即年长一代更多地反过来向年轻一代学习，有可能使得学生将学校接受的减灾知识和技能扩散到其他家庭成员，放大学校减灾教育的成果。
事实上，学校历来是我国防灾减灾的重点领域，近些年来相继通过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使学校校舍逐步达到防灾避险安全要求。从形式上看，我们对学校减灾教育不可谓不重视，把每年3月的最后一周的星期一确立为“学生安全日”，教育行政部门总是在必要时不间断地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加强学生安全管理和教育工作。但总的来看，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们在教材开发、设施配备、教师培训、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还不能适应学校减灾教育的需要。与我国灾害频发的国情相比，学校教育在教学内容上与灾害相关的知识较少，现行的教学书虽然已经有一些关于灾害常识和防灾减灾的知识点，但这些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零散、分割、不全面、不协调的，没有形成整体的灾害学体系，且内容十分陈旧，也不能很好体现地区区情。再加上教师本身缺乏减灾必要的教学基础，教学手段单一，灾害教育多停留在课本安全教育，学生对灾害的了解不仅十分有限，而且非常片面化和表面化，远远不能适应学生掌握灾害基本知识和防灾基本技能的要求。
针对上述情况，必须认识到，完善学校减灾教育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要改变运动式、点缀式的教育方式，将减灾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教育行政部门要负指导和监督之责。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情差异大，学校减灾教育不能搞整齐划一的模式，必须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鼓励根据学校周边存在的各种灾害和危险，编辑设立校本课程，并针对不同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创新教育形式，充分利用中小学远程教育资源，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引进数字化教学资源，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库。统筹利用校内外各方面的资源，适应青少年亚文化的特点，采取征文、绘画、演讲等方式，积极营造有利于防灾减灾的校园文化氛围。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强调将减灾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并非是要增加教学负担，只是说将减灾意识渗透到各级各类教育的不同环节和不同方面，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将减灾教育课程与地理、常识、物理等课程综合设置。目前大多数学校已经有了紧急逃生路线图和紧急疏散通道，但还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逃生能力教育，经常组织开展自救互救活动，提高应对突发灾害、处理紧急情况、加强相互协作的能力，形成对灾害的关注意识、防范意识、科学意识、道德意识和心理承受力。
三、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公民自我教育
我国是灾害频发的国家，理论上说应该比较容易形成风险防范意识较强的国民性，但实际情况是全民对灾害发生的风险并不敏感，主观上也没有采取各种预防措施。究其根源，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包办一切，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相对封闭的信息披露制度，使社会公众丧失风险意识是主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群众对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的养老、医疗、失业、住房、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风险有着真切的感受，预防观念明显加强，并直接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比较而言对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等方面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还比较薄弱，主要是因为在这些领域至今还缺乏独立的灾害损失评估机制、补偿机制和奖惩机制，防灾减灾工作相当多的还处在“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的认识阶段，在推进各项工作的时候比较多的强调各种主观努力和物质资源投入，而较少关注成本效益分析。这尽管有利于增进信心、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但却容易造成责任模糊、激励失当等弊端，从短期看在技术上不可取，从长期看也不利于全民形成正确的灾害风险意识。实践证明，对于减灾教育单单从思想认识上加以重视是不够的，仅仅通过单向教育灌输效果也非常有限，各种教育措施都不如经济手段来得有效，也就是要通过某种激励机制将主动防御灾害风险、有效避免灾害损失内化为公民的自在意识。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让个人的努力与灾害损失联系起来，就是让每一个人认识到，付出多少努力，就能避免多少损失，我们将这种机制称之为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公民自我教育。
四、建立社会化的全民减灾教育体系
我国历来重视减灾社会动员，一般采取的社会动员方式有：发布动员令，意识形态动员，高层领导人讲话动员，党政领导以身作则动员，利用人们的爱国热情、公共精神、同情心、责任感、对最高领导人的热爱等情感来动员等。对于过往若干次重大灾害中社会动员机制发挥的积极作用必须给予肯定。但也应当看到，仅仅依赖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还是不够的，在灾害发生时，面对居住分散、健康状况差异很大的人群，需求呈现出异质性的特征，再加上交通和通信不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凸现出来，群众需求信息的收集和逐级传递存在诸多困难，工作量非常巨大，管理成本非常之高。此时，行政组织“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往往容易导致需求识别失真，例如，小部分人的需求没有被考虑，或者小部分人的需求被放大为大部分人的需求等等。需求识别失真就可能导致救援资源配置失当，影响救灾效果。同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组织和游离在“单位”之外的“社会人”，大范围的社会动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在政府逐步转变职能后，相当一部分社会公共事务需要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主解决，但由于我国新的社会结构是在经济社会体制尚不健全、法治环境尚不完善、传统意识还很深厚的国情下逐步形成的，社会各个阶层发育很不成熟，在没有社会动员的背景下，社会成员自身的思想认识并不能够适应防灾减灾的工作需要。笔者曾经建议应该进行社会化的教育体系，让社会成员学会正确认识和处理几对关系。第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树立公民观念，培养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合法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和能力。第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要培养中等收入阶层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志愿精神。第三，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养成独立的人格，能够容忍不同观点，学会用理性的方式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第四，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认同普世价值观，具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在建立社会化的全民减灾教育体系方面，应优先启动公务员的减灾教育培训。目前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已经形成了中央政府统揽全局、总体指挥，地方各级政府统一领导，各有关职能部门分工协作的管理体制。除法定范围内的职能外，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防灾减灾中实际上还负有引领、示范的职责。在这方面，除将灾害管理工作纳入了各级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外，还必须特别重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减灾教育。有关工作正在进行，比如国家行政学院已经筹建首个国家级的应急管理培训基地，举办了省部级领导干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题研讨班等等，目前全国各级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已经广泛开设了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的专门培训课程。
相比较而言，针对城乡居民的减灾教育，由于点多面广，受政府财力制约，一下子很难铺开。根据有关调查，目前我国 660多个城市中，除位于地震地质重灾区的城市安排有防灾宣传教育经费外，绝大多数城市年度财政支出没有安排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经费。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减灾教育的针对性。比如在重大灾害后，除积极宣传抗灾先进事迹和弘扬伟大抗灾精神外，也非常有必要利用民众的强烈情感对公众进行教育，因为巨灾对公众的视觉冲击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和有效。要充分利用社区平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知识教育、应急演练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