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诸多需要中，财产与生命安全的保障是最基本的需要。财产和生命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在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和政治联系及人员和信息往来日益增多、国家现代化建设不断加速、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应急体制，切实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已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
突如其来的“非典”事件和全国在抗击“非典”斗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付出的高昂代价、暴露的严重缺陷、揭示的惨痛教训更是给人们以警示：要立即行动起来，举一反三，创新体制和制度，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从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建立和完善保障公共安全的应急体制和制度。
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很多，可以分为几大类：
一是经济安全，亦为经济秩序安全。它是指预防和抵御重大经济事件冲击，并将经济损失和负面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的能力。
二是学习、生产和工作场所安全。
三是环境安全。
四是公共卫生安全。主要指公共环境卫生、公共健康疾病预防和医疗卫生保障，以及应对突发疾病，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的能力。虽然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和导致公共安全危机的事件繁杂，危害的程度范围和领域各异，但是这些事件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把握这些特征对于制定正确的预防措施是有益的。
首先，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具有客观性和复杂性。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复杂的，由多种原因、多种因素、多种条件构成，而且这些原因、因素和条件往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甚至相互转化。如影响环境安全的因素往往关联着公共卫生的环境卫生和公共健康。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所使用的化工产品往往与食品、药品和日常用品相连。
第二，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和事件具有长期潜伏性和隐蔽性。如1998年的特大洪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为地对森林的过度采伐和植被的破坏，导致区域自然生态失衡造成的。影响公共安全事件的长期性为我们实施“预防为主”提供了可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经验、知识和能力。
第三，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突发性。这些事件会在何时、何地或何种情况下发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对我们防止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和采取应对措施的时机增加了难度。正因为如此，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应急体制，常备不懈，进行一定频率的预演，不断改进和完善指挥系统、信息沟通、反馈机制、协调协作和基层配合、资源动员与保障供应能力等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
第四，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往往还具有灾难性。这些事件对社会大众的财产和生命有时会带来灾难，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具有巨大的损害力。这种损害是刚性的，不可逆转的，一旦发生，必须动员必要的力量和资源进行紧急救援，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五，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广泛性。如1976年发生在唐山的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多个省市。1998年的特大洪水波及东北、长江流域各省以及南方的一些省市。1997年的源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韩国及香港和台湾地区。这次爆发的“非典”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散到广东、北京、山西、内蒙等二十几个省市区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并波及周边国家甚至欧洲、美洲个别国家。为此，就需要建立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应急机制，甚至与其他国家或有关国际组织建立沟通联系渠道，共同抗击某一影响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
第六，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共振性。公共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连锁反应。如大洪水不仅影响农业，而且影响教育、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商业流通等。洪水退后还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流行病疫情爆发。“非典”疫情肆虐不但给医疗系统造成重大影响，而且波及交通运输、教育、商业、餐饮、旅游、娱乐、旅店业、会展业、制造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