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北京暴雨淹城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关注。
其实，近年来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病”频发，如交通拥堵、雨天内涝、不合理设计或不合格设备暗藏安全隐患等等。在追求城市形象与GDP之外，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又应该如何从制度、技术和公众参与等各方面促进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公共安全管理中，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战略观念，是探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战略的首要问题。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教授伍江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的关键问题恰恰是战略的缺失，公共安全管理没有摆上城市发展应有的战略地位。
伍江强调，城市是人的城市，城市的公共安全问题，讲到底还是人的问题。现在人们对安全的敏感度提高了，对城市的破坏力也提高了。但一旦灾害来临，人们的减灾能力却没跟上。他呼吁城市应对避难空间做出充分的指引，并建立一个防灾的统一信息平台。
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是史无前例的，由此给城市公共安全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对此，伍江认为，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过的经验和教训都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来。今天的中国不能再像经济发展初期那样为了快速发展而适当降低标准，而必须是高标准，能到世界最高标准就做到世界最高标准。
伍江最后谈到，城市起源于防御，“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此城廓之始也”。因此，从理想主义的城市出发，安全是一座城市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成就一座好城市的必要条件。
人们对安全的敏感度提高了，对城市的破坏力也提高了
文汇报：公共事件的频频发生，使城市安全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您如何理解城市公共安全的特点和内涵?
伍江：安全是一个基本的需求，城市是人口集聚的地方，生活、生产行为集聚于此。因此，与人口密度比较低的地区及非城市地区相比，它对安全的要求更高。城市越大，它的安全要求也越高，它的安全带来的影响力也越大。
从城市生活本身来讲，安全有几方面的要求：一是应对不同的安全问题要有不同的安全措施。应对自然灾害与应对人为灾难不一样，应对水灾与应对火灾又不一样，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要有不同的措施去应对相应的安全问题。
二是，当灾害来临时，需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其实，现在我们许多城市都有安全防范的措施，比如，城市规划对建筑、交通设施都有安全规范，如抗震、防火等等。许多灾害造成生命巨大损失都是因为人们在第一时间没做出反应。像北京、上海都做过应急预案，而且在大家重视的时候的确可以解决问题。一旦忽略或者麻痹了，救灾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三是，要提高城市的安全感。像北京水灾几十人遇难，虽然对几千万人口的城市来讲这是个不大的相对数字，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都是生命，所以对于公众而言，有一个安全感的问题。我们一般评价一个城市安全与否，主要是看城市中的人是否有安全感，是否觉得在灾难来临时有足够的安全感。因此，要重视提高城市的安全感。
文汇报：近年来人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城市公共安全新理念，比如“新型公共危机观”，“公共危机文化”，“大公共安全理念”，“城市安全发展的核心战略理念”等等，您如何评价这些新安全观?
伍江：城市的公共安全问题，讲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城市是人的城市，必须以人为本。所谓新的安全观与传统的安全观有所不同，不是说增加了许多安全观。其实，人对安全的要求始终是一样的。关键是，随着生活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现在人们对安全的敏感度提高了。20年前上海每次下大雨都会淹，几十公分高的水虽不至于淹死人，但由于淹水而引起的火灾触电事故是很多的。但是，当时人们对此好像也不太敏感。
不光是人们对安全的敏感度提高了，新型的安全观还跟我们自己对城市的破坏力提高了有关。比如，随着城市发展，城市地面的硬化比例现在很高。硬化地面是指加工过的地面，如道路、广场、造房子的地方。城市地面硬化使城市失去了土壤的自净作用，而且不能通透雨水。本来，城市最佳的防水就是水渗透到地下去。现在城市变成最不能吸纳水的地方，有雨就涝。提高城市的排水系统等级固然重要，但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让城市拥有自我吸纳的排放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尽量避免铺设硬化路面已成为世界城市建设的共识和做法。但我们的城市建设中还存在大规模无节制的地面硬化，比方说很多城市喜欢大广场，每一座建筑造完之后，可能前面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进口，却一定要建一个巨大的广场。一座建筑这样没关系，如果几万栋房子都这样的话，这个城市的防水灾能力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