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您认为，城市化给城市公共安全带来哪些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处理好城市的发展和保障城市公共安全之间的关系?
伍江：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大家必须重视的：第一，由于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规模太快，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忽略了城市本身的选址和城市中各种功能的选址的重要性，或者说注意不够。例如，城市低洼地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一个污染的工业项目应该放在城市的下风向，但是，随着土地的市场化，人们很少去理性地对待这类问题，结果，把城市建在低洼地，把污染项目放在城市的上风向，于是就造成了潜在危险。
许多城市都纷纷在造新区。古人造城尚且讲究风水理论，现在则往往讲气派，象征权力的轴线，空旷无人的广场或草坪，宽阔无车的“景观”大道，这些毫无实际功用的景观时至今日还在我国城镇建设中作怪，它们实际上是设计者错误价值观的体现。城市本就是人生活的场所，满足人的需求应作为规划建设的首要出发点。
第二，因为城镇化速度快，我们的安全标准定得太低。标准与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标准太高，我们会没有足够的成本来支撑。换句话说，在经济发展初期适当降低标准想要快速发展一下，这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规律。符合规律的话，开始就不应该是低标准。我们前30年如果经济发展稍微慢一点，房子少造一点，路少修一点，可能安全问题也少了。
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里面，标准比较接近国际的、比较高的，一个是抗震标准，一个是防火标准。对此，很多到中国来参加规划设计工作的外国人都感到很惊讶。但是，诸如防水灾标准、防停电标准等等还是空白，所以，我觉得要全面提高我们城市的安全标准。
第三，我们标准有了，措施也做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日常维护与管理跟不上。硬件有了，软件却不行。比如，学校放假了，所有的门都锁上了，只有一个门开着，一旦发生火灾，所有设计的标准都成纸上谈兵。跟西方城市化完成后的国家相比，我们缺少一个法律框架，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情况。
今天的中国在城市公共安全等级上必须实行高标准
文汇报：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上的战略管理;一是专业层面的城市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在当前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研究与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当中，关键问题在于战略的缺失。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伍江：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就专业层面的公共安全管理来说，管理的标准、管理的措施我们都有，问题在于日常的维护。而在城市的战略规划、战略管理中，基本上没有城市公共安全的应有位置。我们缺少有关城市公共安全的战略思想，没有把公共安全放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其实，城市起源于防御，“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此城廓之始也”。因此，从理想主义的城市出发，安全是一座城市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成就一座好城市的必要条件。有了公共安全的保证，才有宜居，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才有文化的多样化。我们要多从城市可持续安全发展的角度对城市公共安全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思考，把公共安全摆上城市发展应有的战略地位。
文汇报：对照“世界城市”纽约、东京、伦敦的做法，我们如何重视国外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教训的研究与借鉴，加强国内特大型城市的综合减灾应急能力建设?
伍江：像日本，抗震的应急措施做得比任何国家都好，而欧洲的城市排水做得比较好。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概要比我们快100到150年左右。其实，在18、19世纪的时候，欧洲城市应对灾难的能力是很弱的。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著作有多篇提到英国伦敦的黑死病。疾病袭来，整个城市一大半人都死掉了。大家现在比较赞叹的是这些城市的排水系统。欧洲的降雨量比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要大，地势低，对他们来说，城市淹水的压力比我们大。像在瑞士、德国，可以依山而建;而在法国、英国、西班牙，没得选，总是在比较低的地方。所以，排水问题非常重要，做得也比较好。
我国没有那么大的降水量，在城市排水设计的时候，标准不高。再加上中国今天的城市标准绝大部分是拷贝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的，而苏联是一个少雨区，所以其标准本来就偏低，于是就产生许多问题。比如，防洪标准过去都是按造5年一遇、10年一遇来计算的，现在媒体上经常会说500年一遇、1000年一遇，听了令人一头雾水。其实，所谓“千年一遇”就是比“10年一遇”提高100倍而已，把标准提高100倍问题就简单明了了。因此，实际上不是多少年一遇的问题，而是标准问题。在单位时间里能排掉多少体积的水，这就是标准，这个标准是根据气象计算出来的。
西方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很多没有考虑的问题，像一旦遇到停电怎么办，那时大部分人家是烧煤油的，停不停电无所谓。今天不同，纽约碰到过一次大停电，纽约人至今心有余悸。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把人家已经有过的经验和教训都用到中国来。今天的中国不能再以我们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支撑高标准做借口了，必须是高标准，能到世界最高标准就做到世界最高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