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中国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是一个被重大危机事件推动、“亡羊补牢”的过程，如何尽快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
伍江：凡涉及城市安全的标准、措施、法律制度，都应该立足于防患于未然，而非立足于补救。我们现在从规划、建设到管理，都是偏重应急，不是偏重预防。固然，天灾是防不胜防的，但人祸是可以防得了的。我拿交通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对水灾、火灾很敏感，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要多得多，大家对这种安全是如何处理的呢?对城市交通，现在大家闹心的是堵塞，关注的是如何让道路畅通起来，却忽视了城市速度太快之后给生命带来的危害。我们国家现在计算城市交通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用一种“快”的指标来衡量交通好不好，说这个城市平均出行的程度是多少。2300万人平均每个人在路上每小时能走多少公里，这叫平均出行，我们拿这个指标来衡量。可是在很多发达国家，恰恰相反——平均出行不是用最高速度、而是用最低速度，就是说，不希望这个城市的人走得太快。城市是给人生活的，一旦你走得太快，商业为谁服务?城市的舒适度、宜居度如何体现?城市的休闲、城市人的生活品质会随之消失。所以，城市的速度不能太快，到了市中心就应该步行。造步行街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快速，要慢速。只有慢速，你才能享受悠闲、享受城市生活。
现在，我们的城市交通过分追求单向的快速，尽可能增加车行道来解决机动交通，这是个问题。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伦敦为奥运把快车道缩小到4车道、2车道，道路尽量缩，宽的部分被人行道占去尤嫌不够，还把中间的2车道变成弯的。很多人理解为：这样一来人行道就变得很活泼。其实这只是一个附带产物，更重要的是，车在弯路上开不快，只得在人行道中间的2车道上慢慢开。有的时候还在地上铺上石头，有意降低通行速度。该快的地方快，该慢的地方慢，这样，才能把由于一味追求“快”引起的交通事故降到最少，城市安全度由此也就提高了。
政府应培养一大批公共安全的专业“医生”
文汇报：城市规划是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如何通过科学的城市安全规划，降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减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失?
伍江：如前所述，城市规划里面最主要的是选址。此外，我们的规划当中，要提高各种防灾的标准。而一旦灾害来临，其实真正的减灾是靠老百姓自己应对的。老百姓应对要有条件，比如，碰到灾害后要有地方去避难。一个良好的城市，在一定的服务半径里面应该有充分的避难空间。我们在城市规划图上按图索骥，应该可以找到避难空间。但是现在，我们的城市对此没有足够的指引。按理说公共地图上逃生指引是一定要有的，但尽管指路牌越来越发达，能告诉你哪里是景点、哪里去旅游，却没法指引你哪里去逃生。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还缺少一个系统的信息平台。防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时间。信息是抢时间的最重要手段。我们急需建立一个防灾的统一信息平台，灾害信息在第一时间输入这个系统，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公共安全信息传到每一个市民。比如，火警来了，不仅仅是消防队知道，同时知道的还有这个系统，情况越透明，灾难的损失越能降到最少。
城市里面应该有一条为了应对各种灾害而存在的完整的应急通道。这个通道，平时可以是道路，可以是公园，一旦灾害来临，信息平台发出警报，这个通道就要保证救济救灾通畅无阻。
文汇报：作为城市规划的一个副产品，近年来空间社会学得到长足发展。从空间规划及设计视角看，您认为城市空间环境尤其是地下空间环境与城市安全有何联系?
伍江：地下本身不出现事故的时候，地下空间是应对其他灾害的重要通道。碰到火灾水灾，地下通道是很好的逃生之道。当然，过去像纽约，100多年的地铁，一下雨，可能淹了;我们的地铁则不会，它的排水系统相对做得比较安全。碰到灾难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重要的疏散空间。除了承担交通功能，还能承担抗灾功能。即便是地震，只要不是震中，它比地面上要安全，因为它的设计安全系数、结构都偏高。应该把这些空间组织纳入城市安全通道里去。
文汇报：从单一管理转向综合灾害管理，从危机处理转向城市安全的预防，从城市传统公共安全的应对转向依靠科技和信息化的新型公共安全预警和控制，作为城市公共安全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伍江：政府的作用有几个方面：第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让很多东西有法可依，有规矩可依，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多高多低，按不按标准做，都是政府说了算，提高标准也好，日常管理也好，都需要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来体现。第二，政府应该增加投入来做基础性研究。病急乱投医不行，政府要培养一大批公共安全的专业“医生”。我们现在真正能够应对各种城市灾难的“医生”极少。大概10多年前同济就与上海市政府建了一个上海防灾研究所，一开始蛮热闹的，慢慢慢慢冷下去了，直到今年，上海市建委与同济联手，决定把这个防灾研究所做实。但是一家研究所势单力薄。政府应该多投入，让大家做基础性研究，分门别类对各种不同灾难进行研究，然后提出应对之策。第三，政府不仅要加强灾后的应对，也要加强灾前的防范管理。第四，在应对灾害的防范方面增加宣传，不要顾忌经常讲灾难会造成大家恐慌。
文汇报：安全是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然而这个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是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直接对话的敏感地带。如何既保障公共安全，又维护个人权利，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伍江：最重要的手段，在西方被视为“灵丹妙药”的一个方法是：一旦公权力和私人权利发生冲突，并且这个公权力是这个城市公共利益的必要保障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公众参与，大家一道讨论。其实，公众也是理性的，虽然每个公民都有私利，但当他们的私利变成共同利益的时候，他们会支持政府的决定。但前提是必须透明，你必须把事实告诉公众。我建议掀起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大讨论，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很多措施就容易推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