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公布了第七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然而，对应国家早已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划定的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事件四大类灾种，新的“大部体制”还未考虑综合减灾体制下的国家防灾减灾部，这不能不说是国家防灾减灾顶层设计上的缺憾。
2013年，想起十年前的SARS，反思十载的伤痛与重生，我们当时缺位的不仅是公共卫生风险上的防范失控，更有社会综合减灾意识与管理体制上的措手不及;2013年，又是汶川特大地震五周年，它虽增强了国人某些防灾文化意识，且唤来“5·12”国家“防灾减灾日”，但迄今我们仍面临来自国家层面的综合减灾体制上的缺位，这种缺失是未来应对大灾的“先天”漏洞。
作为多年从事城市综合减灾的科技工作者，笔者认为，目前，多数公众早已忘记了当年防范非典感染恐慌的事实，甚至有人不愿回想“5·12”汶川特大地震的惨烈，更不会将公共卫生事件与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
而这一切，使中国综合减灾管理至今还停滞在纸面和口头上。
尽管3月10日公布的机构改革方案全面整合了食品与药品的安全，但这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四大灾种”中公共卫生综合减灾政策的落实，几乎未顾及其他“三大类”灾种的灾害关联性。
纵观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专设国家首脑统领下的国家紧急救援部、国土安全部等，还专门就安全与减灾事件专设《国家减灾基本法》，使国家灾难按分级与分类的防灾计划有序推进，从而使诸多大灾难防控工作常态化，使防灾投入量入为出。这与中国减灾防灾缺乏远虑，一门心思抓“应急”，缺少真正的优化决策形成鲜明对比。
大部制改革，重在职能转变是正确的，但不可职能缺位，尤其不可缺少本来就没有的综合减灾国家体制。建设美丽中国，综合防御巨灾的防火墙不可缺。
(作者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防灾委员会副主任)
